在修改宪法中，许多的规定都是由于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训而规定的，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权利，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自由等，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沉痛的严重的教训，一九八二年宪法不可能作出许多较好较完备的规定，有的问题甚至不可能想到。
开会260次，平均每组开会20多次。一些史料记载了当时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制宪的过程，您的《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一书中也有详细记叙。
你列举的这些成就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我国宪法实施具有自身基础和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宪法实施模式和理论。所以通常我们会看到，宪法文本与现实发展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这是一部民主宪法，是人民立宪的代表之作。八二宪法对此有着充分的继承和发展，扩大了民众参与宪法修改的方式和范围，使现行宪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小组召集人组成召集人联席会议，在秘书长主持下对各小组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汇总、分析，整理联席会议讨论情况，形成对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报宪法起草委员会，并把讨论中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是一场从个人体验出发的民主政治教育的过程。[27]该条规定：同样出于对后代的责任，国家在宪法秩序的范围内，通过立法并依法由行政和司法机构对自然生存基础和动物予以保护。
在传统自由权的维度内，保护环境并不是一种独立价值，而是服务于保障其他权利的手段。最后一项则是纯粹的程序性权利，即按照宪法的诉讼设计，相关公民或组织可不问实体权利是否有遭侵害之虞而依照宪定资格直接参与开启环境宪法诉讼或合宪性审查。本文并不一概否定宪法环境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是希望能明确发展宪法环境权的条件和向度就作为行政执法直接依据的具体行政裁量基准而言，据初步统计，省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有1000多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有1200多个，区（县）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近3000个。
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意见》，内容虽然详尽，但属于仅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且位阶仍然过低。此外，扩大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范围意味着行政裁量权的运作空间受到限制，如此一来，能够将法院对行政权的司法监控效能更为有效地发挥出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要尽量简化基准文本适用的查询和计算手续，打造一键可查、一键生成等便携式执法设备，为裁量基准执法适用创建菜单式、可自动化操作工具，提升基准文本适用的智能化水平。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在裁量基准制定后，要努力创建备案审查机制，准确查找基准文本与法律、法规、规章抵触情形，及时纠正错误规定，确保基准文本的合法性和规范性。[4]周佑勇:《行政裁量基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5]参见何勇：《全面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着力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载《中国司法》2022年第8期，第32-33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2021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进一步要求：全面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本地区各行政执法行为的裁量范围、种类、幅度等并对外公布。在《条例》制定过程中，须遵循如下思路：一是要充分考虑现实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统一。
因此，亟须转变观念，建章立制，规划未来。对裁量基准的监督来说，只有切实加强审判监督，将裁量基准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才是最完全、最彻底的监督方式。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38页。裁量基准既关系到行政执法结果的公平与公正，也关系到行政执法效果的科学与合理。
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复议审查和司法审查力度，充分认识裁量基准的双元身份，既要用裁量基准作为审查标准协力解决争议，也要让裁量基准作为审查对象接受复议和诉讼审查，确保基准文本的参照性和可诉性。2021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全面推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去，行政裁量基准催生于基层，也发展于基层，是对基层实践智慧的提炼与归纳。[1]作为一种执法实践创新，行政裁量基准植根于中国本土实践，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我国依法行政推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最具价值和生命力的新型裁量治理模式。同时，要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传播平台，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为裁量基准文本制定输送经验性、可接受性内容要素，提升基准文本的民主程度。针对这种情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作为行政裁量权的规制技术，通过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对行政裁量权进行限定、建构和制约，能够有效防止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并能保持行政裁量权的灵活性。但是，当裁量基准违法时，法院仅能在其所审理的个案中将依据违法裁量基准所作出的行政决定予以撤销，而不能直接宣告该裁量基准无效。
所谓扎实推进，更加强调了推进的深度、力度和效果，要求进一步将依法行政工作抓得更深、更细、更实。前述《意见》将行政裁量基准分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两种发布形式，将作为行政立法的规章纳入其中，扩大了裁量基准的范围，显然是不妥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标准，规范裁量范围、种类、幅度。二是要充分考虑地方经验总结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有机结合。
[9]在裁量基准制定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行政执法案例，建设数字化案例库，深入展开大样本数据收集与分析，以大数据技术归纳执法经验，预判违法行为频段、危害后果大小和法律效果格次，为裁量基准文本制定输送客观性、可预测性参照结果，提升基准文本的科学水平。[5]此外，行政裁量基准不仅已经遍布行政处罚领域，还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非行政处罚中广泛出现，[6]并且获得了全方位认可和接纳。行政裁量基准未来向何处走，不仅需要基层执法经验，更需要国家战略规划。[6]截至2022年7月，在31个省（区、市）中，有20个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作了规范，有11个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裁量基准作了规定。
此外，还须广泛利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扩充双向互动交流通道，收集分析行政裁量基准适用效果，智能抓取问题文本，打造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机制，为行政裁量基准文本修订搭建智能化、可对话性的信息交流平台，提升基准文本的自我完善能力。由此可见，法院对裁量基准的审查只是一种间接的审查监督。
这项执法创新，立足法治中国的问题，联系法治中国的实际，饱含法治中国的元素，是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的一种成功典范。[4]目前，针对指导行政执法机关如何制定具体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度，31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有相关规定。
既要尊重现实，充分反映裁量基准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部门执法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又要高于现实，依据裁量基准的发展态势前瞻未来，为新型裁量基准指明方向。这导致我国行政裁量基准工程的后期发展一直裹足不前，进展缓慢，既没有及时在新领域和新行业中更新基准，也没有在非行政处罚类基准文本中发展出固定的基准制定技术。
但是，仍然存在权力滥用乱象，执法随意、裁量不公依旧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顽疾。因此，从制度上有效解决裁量基准制定程序是否公开透明，实践运用是否严格遵循，错误设定是否及时纠正等问题，都是健全行政裁量基准的关键环节和必备内容。[9]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一、健全行政裁量基准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
[7]《行政处罚法》第34条：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2021年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尽管从立法上有所供给，[7]但整体上仍显单薄。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裁量基准总则，如《广州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规定》（2009）、《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2009）等，虽然能够实现本地区本部门的局部统一，但不同地区之间仍然做法不一。[8] 三、完善行政裁量基准的监督审查机制和科技保障体系 作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行政裁量基准就是要通过有效规范行政裁量权，推动提升行政执法的质量和效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中看到风清气正，在每一项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但是，这些实践经验并未获得全面总结与升华，基层部门的有限智识也无法提供前瞻性规划。既要照顾地方，充分总结和借鉴地方执法经验，又要高于地方，顾及国家法制统一，确保裁量基准的合法性和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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